这一年，王新兰9岁。如今，王新兰还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一天，王新兰返回宿舍没有看见姐姐，就四处找，却在床板上发现了一个字迹清秀的纸条：“小妹，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及和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拿着小纸条，王新兰哭了起来。

　　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要在红四军里找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去给省委书记兼保卫局长周纯全当秘书，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王新兰的姐姐王新国。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姐姐，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两个同样在红军队伍里的哥哥及六姐夫。

　　1934年秋，红四军开到了四川北部的苍旺坝。一天，有人捎信给王新兰说，你的母亲就在附近，病得很厉害。王新兰心急火燎地赶了30多里路，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见到了病危的母亲。一见面，母女俩哭成一团。母亲抚摸着女儿说：“心兰，陪妈几天吧。”王新兰只是哭，不说话———部队行踪不定，她来时领导交代过必须当天返回。王新兰无法开口把这话告诉病势垂危的母亲。

　　晚年，王新兰对子女回忆说：“离开妈妈、走出那间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怕在妈妈绝望的目光中再也迈不动脚步。”这次，王新兰心里清楚，这次相见，是她们母女的永诀……

　　与死神擦身而过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当年在寒冷的风口上，王新兰打着小竹板，向路过的部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烂熟的顺口溜。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亲历者越来越少，王新兰这位铁流小巾帼以一名参与者的特殊身份和女人特有细腻，对长征这影响中国革命深远的行动有自己客观的而不失翔实的描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除了这支队伍，她什么也没有了。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长征路上，有爱讲笑话的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可是过江半个多月，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这时，还清醒的王新兰不断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掉队———在这种时候掉队，等着自己的只有死亡。

　　一天早晨，王新兰挣扎着刚走十来里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她。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一天，在一个村子宿营，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王新兰能下地以后，又拄根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王新兰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就这样，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

　　挑战生存极限

　　在翻越夹金山时，她们衣衫单薄，身上冻得像刀割。当时大部队定在凌晨5点动身上山，宣传队必须提前到险要处搭宣传棚。王新兰她们刚走到山脚，就感受到雪山的厉害，地下的雪冻得硬邦邦的，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十分困难。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动，红军战士都很感动，用力向上爬。十一师过去了，十二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陈锡联带队走上去，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得过久。”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草鞋、羊毛等。王新兰回忆说，当时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部队在懋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筹到多少粮食。8月上旬，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茫茫草地，已经多少个世纪没有人踩过的足迹。一群红军战士走进来，一曲人类求生存的颂歌在无垠的草地上奏响了。王新兰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跟着前边的同志，走进了草地。

　　到了草地，王新兰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白天吃野草，晚上没觉睡。“因为都是水，一块干地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吗，大家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就坐着，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草地的夜似乎很长，王新兰她们又冷又饿。指导员到附近找来些枯草，生起一把火，领着她们搓手、跺脚、唱歌。歌声驱散了寒夜，迎来了黎明。王新兰回忆说：“当时，整天饿得发慌，有时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直冒金花。”

　　一天、两天、三天……她们在草地上走啊走啊，前方终于出现了树木，草地走到了尽头。王新兰抑制不住泪水，与同伴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回望草地，已经有多少战友倒下了，留在了草地上。

　　如今，王新兰说：“过雪山草地，印象最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那是在整个长征的两年历程当中，最艰难最苦的，而且说是挑战极限———那真是，每一个战士每一个红军都在向极限挑战，什么极限，死亡极限、生存极限。”

　　刚走出草地，张国焘下令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南下。9月中旬，王新兰跟着部队二过草地。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上刚过一次草地，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茫茫草地，似乎没有尽头，路旁不断增添新隆起的坟头。王新兰和几个小队员谁也不说话，她们闷闷不乐地跟着部队走，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为什么不跟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过草地南下？”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走到草地边缘时，战士们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终于又走出了草地……

　　“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1935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与国民党军十数旅激战，毙伤其1.5万余人，但因自身伤亡过重，众寡悬殊，撤出百丈，被迫转入守势。

　　而今，王新兰说，上边叫怎么走就怎么走，直到南下碰壁，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时，才真正知道是路线上出了问题。参加了百丈之役战场救护的王新兰说，此前，她还没有看见过那么惨烈的战斗：红军和川军相互扭结在一起，用手撕、用嘴咬，到处是死人，尸体摞在一起，纵横错列，触目惊心。王新兰和宣传队的同志一次次冲进硝烟里，把一批又一批伤员抬下来，“在百丈激战的7天7夜里，宣传队的工作特别艰难。经过百丈这一战，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百丈一役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开始。当时，红四方面军大部集中在夹金山以南的天全、宝兴、芦山一带休整、集训。由于王新兰在火线救护和宣传中的突出表现，这年11月，她光荣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团员。

　　王新兰参加的集训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薛岳部纠集10个团配合川军向天全压来，王新兰她们奉命连夜赶回部队。敌人进攻暂时被击退后，红军被迫撤出了川西，由丹巴西进。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炉霍、瞻化、甘孜一带。此时，全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会师那天，洪学智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王新兰第一次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就这样，王新兰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上了草地。王新兰说：“第三次过草地是最艰苦的一次，走到草地时，部队带的粮食都快吃光了。经过前两次草地行军，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根也都挖光了。进入草地不久，不少人已饿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走着走着就看到前边一个同志倒下了……”

　　10月10日，走过万水千山的一、二、四3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庆祝胜利会师。至此，震惊中外的长征宣告结束。采访时，当记者说“您是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年龄最小的红军”时，王新兰笑了笑：“当时我的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