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文艺老兵”吕其明为经典管弦乐《红旗颂》定稿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89岁的吕其明而言，这个年份意义非凡。两个月前，他为自己的经典管弦乐作品《红旗颂》定稿；一个月前，他在上海南京路上参加庆祝上海解放的大型活动，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在7月1日到来前夕，吕其明向记者回忆，他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文艺战线的党员，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跟党走，在琴弦上、乐谱里的那些峥嵘岁月中，谱出了《红旗颂》。

　　护着小提琴，穿过硝烟，他徒步走进大上海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19岁的吕其明，是这支人民军队里的一名文艺兵。

　　徒步行进时，吕其明与其他解放军战士略有不同——背包上还多架着一个乐器盒子，里面是他珍爱的小提琴。

　　“我跟着队伍一路走进大上海，因为背着小提琴，引来路人好奇围观，他们大概在想——原来解放军‘土八路’也有这些洋玩意儿。”吕其明回忆。

　　“1947年，部队转移到山东后，我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文工团里有五六把小提琴，我被分配到音乐分队，分到了一把，就这样我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到解放上海，我跟着队伍，时时刻刻要护着小提琴，穿过硝烟，渡过长江……”

　　吕其明清晰地记得，那是1949年5月26日，他随部队徒步进入上海市中心。第二天这座远东大都市就将宣告解放。

　　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不会去惊扰百姓的梦乡。黎明前的那一夜，吕其明与其他文艺兵一道在当时上海的老北站（指老火车站）大厅的木条长凳上睡了一宿。小提琴就好像吕其明的孩子一般，静卧在他身旁。

　　“我们团里有电影队、军乐队，有男有女，大家步调十分整齐、严格遵守纪律，齐步走在上海的马路上。第二天，队伍从老北站出发继续向南行进，走过了南京路，文工团最后在市中心驻扎。没想到这一驻扎，我就在上海扎根了，开启了我后来大半辈子的音乐生涯。”吕其明回忆。

　　枣红马驮着小提琴而来，在少年心中播下音乐种子

　　对吕其明来说，人生的音乐启蒙是从革命根据地的马背上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小提琴手逐步转向学习作曲，最终谱出《红旗颂》。不过，他依然对小提琴这样乐器情有独钟。

　　他还记得，1942年的一天，他所在的新四军抗敌剧团迎来了一位音乐家。“远远走来一位中等身材、穿蓝色便服的男士，看着很清秀，后面有一位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上还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

　　后来，吕其明才知道，这就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贺绿汀赴延安前夕，到剧团指导工作3个月，讲乐理、带领大家练合唱，12岁的吕其明就这样，开始沉迷音乐。

　　“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我远远听到琴声，走过去一看，发现是贺教授在一棵大树下拉小提琴，我不敢坐太近，我心里想，‘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那天贺绿汀拉的是小步舞曲，吕其明听入迷了。吕其明回忆，那以后，自己对小提琴“仿佛害了相思病”，小小的心灵从此播下音乐种子。“贺老是真正的革命音乐家，他是我走向音乐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

　　红旗由父辈的鲜血染成，《红旗颂》奏响解放心声

　　在上海解放16年后，1965年，吕其明写下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红旗颂》，经典的旋律描绘了新中国红旗漫卷如画的恢宏场景。这支曲子广为流传、震撼中外。

　　当时他已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十分活跃的青年作曲家之一，创作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脍炙人口的电影音乐。《红旗颂》的创作，融入了吕其明个人对于“解放”的深刻理解，其中包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音乐元素，同时又自成一体。

　　他坦言，自己把对父亲的深情、对新中国的热爱，都一股脑写进了曲子里。“父亲吕惠生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但在1945年不幸被捕，牺牲在南京。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资产，留下的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吕其明说。

　　后来，在创作《红旗颂》时，他把对父亲的无尽思念写入了管弦乐抒情的段落。“我热爱小提琴，但不能对她偏心，我要努力写好交响，熟悉每个门类的乐器。今天我可以坦白说，《红旗颂》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写出来，经过了当时多位前辈艺术家的指正，加上这么多年边演边改，《红旗颂》也日臻进步。”他说。

　　2019年4月，在时隔54年后，吕其明宣布为《红旗颂》定稿。定稿版《红旗颂》尾声配器加强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音乐更澎湃，激情更饱满、主题更鲜明。

　　“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吕其明说，其中也包含了他所经历的解放战争几大战役，描摹了士兵冲锋陷阵的豪迈，现在想起来，就仿佛回到人民子弟兵解放上海的一刻。

　　吕其明1965年创作的《红旗颂》管弦乐谱手稿，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2019年，他很自豪地宣布：“《红旗颂》在今年正式定稿了！”（本报记者 许晓青、吴霞、孙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