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师”上学记（组图）
国立武汉大学原来的牌坊。
青年梁实秋。
西南联大时期的何兆武。
齐邦媛。 王凯
又是一年开学季，与妻子送女儿上学，女儿在重庆读书，从华东到西南，跨越了千山万水，临行前母女依依惜别，妻子流下了眼泪。可见送行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难怪梁实秋在文章中这样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
梁实秋那一代学人是中国最早接受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青年时期大都在国内外名校读书，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学术教育。近百年时光已逝，当年初进大学校门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与今天的孩子又有哪些不同呢？
梁实秋眼里的清华园
梁实秋是1915年到清华读书的，清华当时还是留美预备学校，不归教育部管辖，校长由外交部任命。
梁实秋刚刚14岁，从没出过远门，他的母亲听说清华毕业后还要漂洋过海到外国求学，急得直哭，但这个决定是梁实秋父亲做的，她虽然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
开学时已是初秋天气，梁实秋带着行李去清华报到。梁家在北京城里，清华在郊外，出门时母亲一直在哭，梁实秋也初次尝到了离别的滋味，多年后他在《清华八年》中这样写道：“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外出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
清华园原是前清亲贵的花园，门口不大，有两扇铁栅，园子里绿草如茵，非常整洁，工字厅后还有一个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梁实秋非常喜欢。
清华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省的方言都能听到，各地的风俗也都能看到，有一天夜里下大雪，一位广东的同学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南方的学生大都没有见过雪，高兴得手舞足蹈，奔走相告，把梁实秋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还有的学生想家，梁实秋有一位厦门的同学，因为语言不通没人交流，孤独郁闷以至于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大喊：“我要回家！”后来真的退学回家了。与外地同学相比，梁实秋算是幸运的，每逢周末可以回家一次，在家吃一顿好饭，下午返回。不过当时的清华对回家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必须持家长书信提前一天办理手续，领到一块写有姓名的木牌，回家时交给门卫方可离校，平常不准跨越大门一步。
那时清华分高等科和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新生是中等科，学制四年；中等科读完便是高等科，学制也是四年，毕业后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学校对新生管理也很严，每天早晨七点起床，七点二十早餐，每人四碟咸菜，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标有学生学号，缺席就要受罚。梁实秋有早起的习惯，从来没有耽误过早饭，更没有被老师惩罚过。
学生只允许带少量零钱，其他的钱都要存在银行里。其实学生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原来是免费的，梁实秋这届开始收半费，每月三元，洗衣服两元，开学时一次交清。学生花钱的地方不过是理发和买零食，理发一次一角，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卖豆浆、点心、花生和栗子，可以买回来在寝室吃，在路上吃零食是被禁止的。
因为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清华的课程安排与众不同，中午是英文、数学、地理、西洋史、生物、化学、物理、心理学等，全部英语授课，使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也大部分是美国人；下午是国文、历史、哲学、伦理、修辞等，中文授课，使用中文课本，老师大都是中国的老先生。这样安排的目的本来是强化英语教学，但学校和学生却普遍轻视中文课程，上午的课程需要及格，下午的课则随便，这也成为当时清华教育的一大缺点。
何兆武的联大生活
历史学家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曾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和外文四系，这在当时也算个奇葩。
何兆武原来在北师大附中念中学，抗战爆发回湖南老家，进中央大学附中，后来附中搬到了贵阳，何兆武是在贵阳考区考的大学。
抗战以前，考大学都是各个学校分开考，1938年后改为全国统考，分成贵阳、昆明、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桂林等七八个考区，统一入学考试，这和今天的高考差不多了。1939年，何兆武在贵阳考区参加了考试，三个志愿都报了西南联大，一个机械系，一个土木系，还有一个连他自己都忘记了，后来他被土木系录取。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办学，何兆武对这里印象很好，晚年他在传记中回忆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
何兆武喜欢西南联大，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自由。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是北方的大学，战前北平和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统治区域，本来就有自由的传统，学校到云南后保持了原来的作风，学生不用点名，不用喊口号，不用早睡早起，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只读自己喜欢的书。这些都十分符合何兆武的胃口，多年后回忆往事，何兆武认为联大之所以出了那么多人才，与这种自由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刚进联大时何兆武读的是土木系，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是非常偶然，中学时他读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觉得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这里，便要转系，那时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够了就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何兆武小时候在北平度过，对皇家宫殿和历史有兴趣，于是转学历史，后来又读了中文和外文——从这件事情上，也可看出联大自由的学风。
抗战时期条件很差，联大宿舍是上下通铺，一屋住四十多人，很拥挤。何兆武和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一个宿舍，他印象里的汪曾祺颇有中国名士派头，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破烂烂的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一双布鞋连后跟都不提，还抽烟。汪曾祺是中文系沈从文的学生，后来继承了老师的文风，文字精致耐读，在文坛独树一帜，有“最后的士大夫”之誉。
联大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上学、吃住都不要钱，所以学生没有后顾之忧，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做学问上了。学校附近有许多茶馆，联大的学生没事就到那里聊天读书，有一次何兆武遇见物理系的杨振宁和黄昆在茶馆闲聊，黄昆问杨振宁：“爱因斯坦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吗？”杨说看了，黄又问觉得如何，杨振宁很不屑地说：“毫无创新，老糊涂了吧。”两人的对话把何兆武吓了一跳，其实这正是联大学生的过人之处，从不迷信权威，也敢于挑战权威。
初入武大的齐邦媛
齐邦媛是读者非常喜欢的台湾学者和作家，她的《巨流河》叙述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文字和缓平白，有一种非凡的迷人魅力。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精英，早年留学德国，后参与郭松龄反奉。抗战后齐邦媛随父去重庆，就读于南开中学，考大学时，齐邦媛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第一志愿报考了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当时中央大学就在重庆沙坪坝家门口，但齐邦媛弃之不考，后来她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
武汉大学当时已迁往四川乐山，1943年8月底，齐邦媛离家去了武大。走的那天重庆大雨如注，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的父亲专门来为女儿送行，齐邦媛带着一个小箱子和一个铺盖卷，铺盖卷用毯子包着被褥和衣服，卷成一个椭圆形，上面反扣一个搪瓷脸盆，外面加一块油布，用粗麻绳绑紧。几十年后，齐邦媛在欧洲一家机场看见一个同样的行李卷，倍感亲切——看来这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智慧，摊开行李卷就是一个家。
齐邦媛记忆里的大学生活是从简陋的女生宿舍开始的，学校仓促西迁，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武大女生宿舍在乐山白塔街上，是一幢木造四层楼建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白宫”。“白宫”原是教会为培训教士所建，自成院落，可容百人住宿。管理“白宫”的是一位工友老姚，秃顶，矮个，穿一身黑布衣褂，对女生看管甚严。
齐邦媛下铺是数学系的赵晓兰，她早来几天，已熟悉了情况，便带着齐邦媛找餐厅、浴室和厕所。刚刚离开家的齐邦媛开始想家了，有一天半夜，齐邦媛觉得床微微颤动，便问赵晓兰：“你也睡不着吗？”赵晓兰说：“我每晚听你躲在被里哭，我也好想家……”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两个少女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有一天，老姚交给齐邦媛一份教务处的通知，要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朱光潜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为什么要召见自己呢？齐邦媛百思不得其解。去教务处后，朱光潜问齐邦媛：“你联考分到哲学系，但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为什么不念外文系呢？”齐邦媛解释说自己的志愿是哲学系，没有报考本校的外文系。
朱光潜很委婉地告诉齐邦媛，他看过她的作文，太过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并且武大搬到这么偏远的地方，老师也很难请，哲学系有些课都开不起来。他建议齐邦媛改学英语，如果同意，他可以做她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他。
朱光潜的话打动了齐邦媛，后面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她终生以此为业，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又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推介至西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