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入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正经历着一次新思想催生前夜的剧烈阵痛。中国知识界“维新”浪潮风起云涌。

　　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清王朝帝国大厦的裂痕越来越深。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摧残得满目疮痍。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让中国人的屈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内忧外患，水火交攻。社会上民变丛生，风气日衰，政局动荡不安，早就用猎人式的目光窥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乘机加速了瓜分庞大的中华帝国的进程。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开始对国家的命运深入反思，维新思想应运而生并迅速得以传播。

　　中国知识界“维新”浪潮风起云涌。

　　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发起成立了“强学会”，当时各种“学会”已有50多个。“强学会”是旗帜鲜明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成员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张之洞的儿子张仁权也是发起人之一。张之洞则是热情的赞助者，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一起，各自捐了5000两银子。同时，张之洞在康有为的促动下成立了“上海强学会”。

　　第二年，1896年1月，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下，下令封禁京师“强学会”，张之洞随之封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作为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当然明白中国非变革不能自立的现实。从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便较多地接受了西学知识，其学术思想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传统学术中求致用，转变为由中西学术中求致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培养人才的学制上更多地侧重于“西学为用”。他倡“新学”的目标是“融贯中西”，其着重点却在于“西学为用”。自甲午至戊戌时期，主张吸收西学、会通中西的思想成为时代主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否定古文经学，鼓吹孔子改制，“援西入儒”。张之洞也是这一时期主张儒学会通西学的主要代表，但他对维新派的主张也不完全赞同。他虽然倡导吸收西学，但始终坚持“以维持名教为己任”的立场。当他认识到维新派康有为以经学形式输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以此为理论根据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便赶紧与之划清界限。于是，1898年，在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进行到白热化之时，张之洞写出了《劝学篇》宣传优先传授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教育思想，并进呈光绪皇帝。

　　随后，光绪皇帝将《劝学篇》颁至各省督抚学政，在全国四处刊刻流传。这说明，张之洞的《劝学篇》同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一样，并不是单纯论学的文章，而是一篇警世的政论之作。

　　《劝学篇》由“内篇”“外篇”构成，共24篇。“内篇”有9篇文章，主旨是“务本以正人心”，表现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思想取向上的根本差异。“外篇”有15篇文章，其主旨在于号召人们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即所谓“西政西艺”，并在不妨害三纲四维的前提下，仿照西方的先进体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认真加以改造，变法维新，以达富国强兵、挽救危亡之目的。

　　在书前的自序中，张之洞指出《劝学篇》的主旨要义在于“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劝学篇》里流露着明显的爱国主义思想，希望中国一天天强大起来，极力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三

    1907年，沧州南皮县有史以来第一座新学堂——慈恩学堂落成。这座新学堂果然让人眼前豁然一亮。这是张之洞为家乡捐建的新式学堂，也是他倡导办新学的一个举措。

　　慈恩学堂的建筑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有教室、寝室、餐厅、厨房、议事厅、图书室、操场，还有花园假山，种植了槐树和海棠。设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及中学部，学制分别为四年和五年。这座学校的捐建人就是张之洞。

　　1903年，张之洞自京城返武昌，顺道回南皮祭祖，捐出了朝廷给他的5000两赏银，还有数年来积累的12000两廉俸，兴建新式学校，后命名为慈恩学堂。新中国成立之后，慈恩学堂更名为南皮第一中学。

　　办新学是张之洞的心结。在写作《劝学篇》时，张之洞的潜在目的是能够对当时的新旧之学的论争进行一次调解，进而平息种种会将国家引入危途的混乱思想。张之洞开宗明义强调了这一点：“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

　　新学旧学之争，从学术的视角看是清乾嘉以来的宋学、理学和今文学之争，说穿了也是一种权力之争。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看，便是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延续。张之洞所强调的新旧之争，也带有中学、西学之争的色彩。“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是张之洞一贯的思想主张，其有诗云：“璇宫忧国动沾巾，朝士翻争旧与新。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新旧》）

　　张之洞始终认为，中学是“根底”，西学是作为“补阙”而存在的。讲西学必须先通中学，强中国不可少西学。中学是根本，是主；西学是末节，是从。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学西学，才能补中学之不足。

　　张之洞严格规定了西学的疆界，将不适应中国政教的内容扫地出门。他所指的西学具体为“西政、西艺、西史”——“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劝学篇·设学》外篇第三）在科学技术、法规制度、行政措施诸方面，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而一些他认为有损于纲纪伦常的西学内容，则是排除在学习范围之外的。

    四

    张之洞强调中西学之“会通”，他认为，“通”是消除新学旧学之间的隔阂，化解新学与旧学冲突的一把钥匙。

　　张之洞《劝学篇》中有一章即以《会通》名之。他认为“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学术通。如“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劝学篇·会通》第十三）

　　其二，是政教通。如：“《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

　　其三，是三纲通。如称：西国亦固有群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盖“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

　　张之洞认为，这种种“通”是消除新学旧学之间的隔阂，化解新学与旧学冲突的一把钥匙。他批评一些人“自塞”“自欺”“自扰”：“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劝学篇·会通》第十三）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由自塞、自欺、自扰而产生的自大、自闭、自卑的民族心理曾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困扰。朝廷大员不知有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反讥之曰：“西班有牙，葡萄有牙，其牙何物？”《清稗类钞》中有个故事说：有一位考生参加乡试，要考算学，凡是用数字的地方，都书之阿拉伯数字。主考官看了大怒，悬牌曰：某生以外国字入试卷，用夷变夏，心术殊不可问！马上下令取消这个考生的资格。这个考生一下子就疯了，最后发狂而死。

　　张之洞对“迂陋无用之老儒”那些“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涎之词章”深恶痛绝，他指出应广开学堂，让学生“新旧兼学”“政义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设学》第四）推介西方学制，而且倡导一定要学习外语，他说：“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劝学篇·广译》第五）并且倡导到国外去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世纪的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游学世界的热潮。

　　他还提出要学习西方人的军事技术，建设科技程度高、反应快速的部队，开采矿业，讲求农、工、商三学，实现富国强兵的大目标。这在当时实属不易。

　　五

    张之洞是一个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应当被国人忘记的近代中国人物之一。

　　张之洞的一生是为中国的自强孜孜探求的一生，他是中国重工业的开路人，因为他，中国才有了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兵工厂，第一条铁路……没有他，就不会有湖北新政，也不会有近代中国的崛起。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心力交瘁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悲凉慨叹中，带着他未完的梦想黯然离世。1910年12月，他被安葬在南皮双庙村张氏祖茔。 张之洞入土不到两年，清帝退位，维持了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彻底土崩瓦解。

　　张之洞写过一首题为《学术》的诗：“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

　　作为引领未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导，张之洞的《劝学篇》成为他一个思想的原点。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极力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张之洞，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社会革命，又视同不共戴天之仇。在《劝学篇》中，这种“开新”与“卫道”的双重变奏留给了后人不尽的深长反思。   （何香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