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 资料图

1月20日，中共中央在京隆重召开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肖华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缅怀肖华同志为党、国家和军队作出的卓越贡献。原广州铁路局副局长朱文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肖华将军身边担任通讯员和警卫员多年，他生前曾讲述那枪林弹雨岁月的片断……

1943年10月，我在山东军区当通讯员，肖华时任政治部主任。

白天黑夜，我们轮流值勤，经常听到肖主任说：“小鬼，你到4纵队，通知吴克华司令员来开会。”

“是，首长。”我们拔腿就走，尽快传达指示。

一时又听肖华说：“小朱，你快到4纵36团去送信，给通信员张万年（解放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好。”我接过信，转身就走。

1945年8月，山东军区保卫部部长杜平（解放后曾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带领我们安全到达安东后，他向肖华报告：“滨海军分区教导团的朱文祥，被我也带来了。”

肖华和司令部作战科长肖健恢等作了周密部署，指挥主力部队马上向通化进军。

肖健恢临出发前，向我交代：“你暂时留在安东军分区5中队，跟在肖司令员身边。”

这样，我被任命为分队长，成了肖华司令部的警卫员之一。

9月底的安东，已经寒风刺骨，天气好冷。我们穿着棉衣、布鞋，戴着棉帽，在司令部外面站岗放哨。

早晨，肖华起得很早，他个子偏瘦小，却常叫警卫员牵来一匹膘肥体壮的军马（我们山东人叫“二回马”，它不但长得高大威猛，而且性子刚烈，又倔又犟，不好驾驭）训练。肖司令员胆大豪情壮，他一不怕骑马跌伤，二不怕从马背上摔下来，一次次地蹬紧马鞍，骑着战马，在霜地上跑，最后，他把“二回马”驯服得乖乖贴贴的。

1946年春天，由肖劲光、陈云和肖华等领导的“四保临江，三下江（松花江）南”重大战役拉开了序幕。

我记得第一场硬仗、恶仗、苦仗在辽阳县西北边的一个叫沙岭子大村里激烈进行——

敌军廖耀湘兵团调遣“王牌军”新六军打头阵，美式装备的军官团固守在沙岭镇，作“急先锋”，另外部署3个师兵力在台安县听候调令。

我军发起了4次冲锋，都攻克不下沙岭村，一排排的战友中弹倒下，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

肖华心急火燎，从下半夜到清晨，都坚守在司令部，等候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从前线来的电话。

后来等急了，肖华索性拿起手枪，插在腰间，要亲自到前线去作战。

我和另一个警卫员急忙上前劝阻：“首长，保卫部有指示，不让首长到前线去。”

肖华还是要冲出去，参谋长吴瑞林（解放后曾任海军副司令员）再三劝道：“肖主任，为了顾全大局，您还是留在司令部吧。”

肖华和司令部的首长们决定改变战术，他和司令部调派吴克华指挥的120师主力军二营营长江雪山（即后来的塔山英雄团团长）带领“尖刀营”，直插敌军的“心脏”。最终120师将士们奋勇作战，最先冲进敌新六军军官团团部，把敌军的军旗踩在脚下。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派正在苏联莫斯科疗养的罗荣桓归国（1946年8月5日，罗荣桓在莫斯科医院摘除了一个肾），赶赴东北，和林彪等精心组织惊天动地的“大决战”。

这天，肖华司令员接到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罗荣桓同志已由苏联派飞机从莫斯科返回旅顺，要军分区司令部负责接送和警卫工作。

这天，顶着寒风，肖健恢和我（当时任军分区警卫连连长）亲率7名身材高大的警卫员——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枪法百发百中——乘坐吉普车，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秘密地从安东出发，直奔旅顺……

当我们顺利到达大连北边边境的关东洲时，一辆苏式的小轿车已平安地驶到；只看到身高体壮的罗荣桓戴着眼镜，身穿便服，安稳地走出车门……

肖健恢当即迎上前，指着一辆中型吉普车，向罗荣桓敬礼道：“首长，请上我们这辆车。”

返程前，肖健恢要求全体警卫员提高警惕，特别是经过山岗或房屋时，要密切注意四周的情况；争取在天黑前，安全返回军分区司令部。

当即，我们秘密地护卫着首长踏上返途。吉普车踏积雪，驶平川，飞驶向前……

天黑时分，吉普车平安回到安东军分区司令部。

早已在等候的肖华等司令部首长，兴奋地走到吉普车前，向刚刚走出车门的罗荣桓庄严地敬了个军礼：“首长好！”

“同志们好。”罗荣桓无比亲切地伸出大手，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一双双壮实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