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 卢楚函】

徐忠明，1960年生于上海，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著有《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等。

“人世间事，最屈枉不过的，就是冤狱。”徐忠明在新书《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中，引用清代著名冤狱春阿氏案中的一句话，表达自己对冤案的态度。

2015年1月5日，震动全国的内蒙古呼格案的真凶赵志红开始接受庭审，就在20多天前，内蒙古高院再审判决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历经18年的苦痛后，呼格的家人终于等到了迟来的公正。

去年，国内有大约12起冤假错案得到或正在纠正。除了呼格案，类似的案子还有河北聂树斌案、福建念斌案等。“冤案的结果无不令人痛心，甚至有些死者已矣，但探讨冤案背后的成因或许更有现实意义。”徐忠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作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回应并且介入当下中国司法困局的方式，不外乎通过检讨以往的冤狱，揭示其原因，总结其教训，提供一面人们借以自鉴的镜子。”

研究就像查案

“我写的故事很好玩，但也非常严谨。”徐忠明这样告诉记者。

从2005年起，他开始研究清代的各种冤假错案，从乾隆年间的广东开平徐氏杀夫案，到晚晴的春阿氏案、河南王树汶案、杨乃武案。百年前的案件如今看来，不仅仅是法制史的一部分，更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观照。

徐忠明1984年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民法专业，被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法制史研究室。“当时对历史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根据当年的分配制度，工作两年以后才能考研究生，我就打算再考研回到自己本专业。”

1985年，中山大学派徐忠明到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参加司法部举办的中国法制史进修班。与此同时，全国研究生招考报名已经开始，徐忠明去报考时却遭到中大拒绝。“学校人事部门说，我进修过了，如果考其他学校研究生，就要退还进修费用。”徐忠明笑着回忆说：“当时刚工作哪里有钱？”于是他只好报考了本学院法制史研究生。就这样，开始了近30年的法制史研究。

“法制史是法学院的边缘学科，教材写得又枯燥，我站在讲台上怎么吸引学生呢？后来我就想到用古典小说、戏剧，如《红楼梦》《水浒传》《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片段，穿插在相应的刑法或民事制度里去印证着来讲。学生看过这些书，听着就觉得好玩，容易交流，课也变得生动活泼。”

在这种法、文、史交融的环境里，徐忠明也逐渐沉浸到了这个“边缘学科”里，“这门课里有丰富的故事，而且不需要跟着社会政治去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研究领域和课题，很轻松。”《法学与文学之间》《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武松：好汉还是强盗？》等等，从徐忠明的研究课题，可以看到他研究的跨度之大，也能明白他乐在其中的缘由。

选题好玩远远不够，研究手法更要严谨。“比如广东开平徐氏杀夫案，徐氏与丈夫李宣满不和，在饭中投毒导致丈夫死亡。但因徐氏再审时翻供，此后逐级复审，最终查明真相结案，徐氏伏法。为真实还原案情，我找到了当时的司法文书，但这不够，还要找那些相关官员的个人传记、文集里的资料、当时报道案件的报纸，甚至小说戏曲里对于这个故事的发挥。”

在某种意义上，徐忠明更像一个侦探，面对各种罗生门式的说法，他的研究就像查案。在他看来，保持理性批判态度，发掘冤假错案的成因以及平反机制，远比还原所谓历史真相更加重要。“对所谓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档案资料，你还是要保持一种警惕，日记或档案的资料是很重要的佐证，私人记录的可靠性甚至要大过官场运作的公文。”

在徐忠明的研究中，也能看到很多今天的影子。“比如杨乃武案中，舆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申报》曾连续4年对此案进行跟踪报道，相关新闻有103篇，给朝廷带来了很大压力。还有上京城告状，这对当事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有效的申冤途径。”

“不欲轻置民于死”

徐忠明的作品《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

环球人物杂志：通过您对清代冤案的研究，您觉得，那些冤案的酿成有哪些因素？

徐忠明：首先是制度设计。冤案基本是在州县一级始出现的，一个州县的长官，下面有几个辅助性的官员，要管理20多万人口各方面的事，时间精力受到很大限制。

再者，州县长官一般是新科举人，行政司法经验不足。加之清代实施回避制度，知县、知州都是外地人。州县长官任期3年，学者研究统计发现，其实际任职才一年多，所以对当地风土人情、社会治安了解是不够的，会出现信息方面的缺失。

而胥吏衙役都是当地人，从史料中看，他们大多出身卑微，薪水很低。于是，司法腐败就成了一种很难克服的事情。比如清代的王树汶案，两个抓人的衙役，为私吞财物，把真凶给放了，找了王树汶来顶案，事后师爷、知县都参与进来制造冤案。

还有非制度性的原因。比如光绪年间，南京江宁三牌楼发现一具无名死尸，当地官员胡金传便故意收买证人，构陷与自己有过节的寺中僧人等三人。后来，真凶现身，案件开始复审。但办案者都是临时从各地差遣来的，责任心不足，又没有协作精神，那三个人的冤屈仍没有得到昭雪。不过还好，最终在钦差薛允升主持下侦破此案。

环球人物杂志：历史上是怎么来避免冤假错案的？

徐忠明：在司法程序设计上，古代所谓婚姻、田土、钱债案件，州县做出判决，但它不会结案生效，会自动报到上级知府。审查后，再一级级报到巡抚或总督审查。而所有跟命案有关的案件，都要到刑部，最后报皇帝。这种程序结构设计的目的就是慎重刑罚，避免冤假错案。

再者，临刑喊冤也是古代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就是说在死刑现场，如果犯人喊冤，砍头要停止执行，然后就冤情向朝廷写报告反映。古代司法上对这种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被告，只要有一线可生之机，都要去认真对待，“不欲轻置民于死”。

还有朝廷的“快速反应”。案件一进中央，皇帝马上做出回应，派钦差等高级别官员亲自审理案件，而且采取全封闭的状态，所有证据都要重新核查。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刚提到的有些手段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有哪些？

徐忠明：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哀矜，也就是同情怜悯。《尚书?吕刑》里说“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就是要对每个人抱有同情心，审慎做出裁断，不要冤枉了人。比如刑讯逼供，虽然在古代合法，但会有限制：比如老人不可刑讯；一个人急急忙忙跑到衙门打官司，满头大汗时也不可刑讯，等等。这其实都是用一种慈悲为怀的精神来对待犯罪嫌疑人，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不过，古代的慎刑和慎杀，与保障被告基本权利的现代司法理念，仍有巨大差异。另外，如果犯罪行为直接指向了皇帝，挑战了皇权，那就另当别论了。

平反错案，也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告慰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引发热议的呼格案、聂树斌案？

徐忠明：近年冤案的发生，有些正值全国“严打”时期，要求从重、从快处理，像呼格案正值1996年全国二次严打，呼格从审讯到被枪决只用了62天时间。加之公安部曾提出“命案必破”的目标，给当地公安很大的心理和行政压力。月黑风高夜作案，没有什么线索，还限定时间要破，有时稍微拿到可疑线索就会草草结案。

其次是被告权利保护的问题，比如沉默权。被告如果被赋予沉默权，他可以选择不说。而现在是主张坦白，以得到减刑做诱导。一些案件中，还存在刑讯逼供，嫌疑人承受不住就会说出违心话。但根据现行的证据制度，你又没法排除这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

再有，庭审的作用也没有完全发挥。比如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质证环节，质证不够，或证人不到庭，或过度依赖公安提供的书面证据。而对这个证据是如何取得的，却很难做出科学严谨的判断。如果能在庭审质证的时候，对每一项重要证据通过调查讯问的方式，更严格地考察，方能使证据更可靠。

环球人物杂志：当前纠正的冤假错案在类型上由河南赵作海案和呼格案等“亡者归来型”“真凶再现型”，逐渐转变为念斌案等“证据不足型”，这说明了什么？

徐忠明：“真凶再现型”和“亡者归来型”冤假错案不难纠正，因为真相显而易见；而现在纠正“证据不足型”冤假错案，却压力重重。法院敢于纠正这些冤假错案，说明其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理念方面有了很大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平反了很多起冤假错案，民众对于这些事件也非常关注。

徐忠明：冤案的平反是社会期待的，也是一个进步。大家希望这些案件能够成为解决更多冤案的契机和示范。

这其中也包含两点：一是使这些个案能够及时解决，告慰冤死者的灵魂，告慰他的亲友，与此同时也对社会公众有一个告慰，使大家能够对未来的司法有信赖和期待。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既然出现这些冤案，那么在制度建设方面能否做一些深度工作。冤杀的人已成事实，那么后来人能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避免此类事情重犯。

环球人物杂志：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办案终身负责制，错案倒查问责制。这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徐忠明：我对这个制度实际有所保留。一方面，什么叫错案？应该对它做一个比较严格的限定；冤案和假案，只是错案的特殊形式。凡是违反法律规定，定性不当、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有重大问题等等，都可能列入错案范畴。但对于不同性质的错案要区别对待。比如有些通过二审、审监程序加以纠正，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那就没必要归为错案追究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也要考量法官是否存在牟取私利、有违中立地位的情形。

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人的责任重大了，应该很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案件；但一个人总会犯错误，犯错后如果发现后果很严重，有可能就会将错就错。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法官不敢独立审判、不愿独立审判乃至不能独立审判的情形，最终使“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目标落空。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研究法制史的，以史为鉴，您认为该如何避免类似事情重犯？

徐忠明：首先，司法的运作要有独立的保障。因为有些冤案的产生正是因为背后的干预过多。二是要加大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比如引入沉默权。三是律师的作用要加强，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

归根到底，冤案就像是一道疤痕，需要良医良药来抚平伤痕、阻止新的伤害，而当下的“良医良药”需要司法制度的改革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