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巨人”魏文彬
原标题：魏文彬：每天花两小时研究央视、江浙沪等卫视
车子停在了一幢小洋楼前。一进门，魏文彬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角，悠然地抽着烟。相比8年前采访时，他显得精神、轻盈，似乎越发年轻了。这是运动锻炼的成果——现在的他，每天7点左右起床，锻炼身体，看看书，写写字，遛遛狗，有时会会客。
客厅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孩子们的可爱照片。屋后的小院子里，有秋千、滑滑梯，还有一只体型巨大、热情到随时可以把人扑倒的狗，名叫“刀刀”。
这位电视湘军的开创者、“中国电视巨人”（外媒语），已迈入平静、恬淡的人生阶段。自2008年从湖南广电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在省委的安排下到湖南省政协当副主席。不久后，他也将正式卸去这一“过渡性官职”。
年轻的秘书称他为“魏主席”。在不远处那幢H型的湖南广电大楼里，员工们一提起他，仍然习惯叫“老板”。
“放得下”和“放不下”
一个轰轰烈烈数十载、习惯浓墨重彩书写人生的事业强人，能安于这样平淡的小日子么？
“需要调整。”魏文彬的回答出乎意料的坦率，不讳言最初的“不适”。2008年离开后，他用了一年多时间来调适。“现在让我回到当年的状态，我已经回不去了。”
已过耳顺之年，他说自己看待世界和社会淡然多了——“即使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去做，或者没有做到，也不会有太大的遗憾。上了年纪后，最大的不同就是很淡然，很坦然，不会纠结于个人的一些什么事情上。”
“这就是规律。人类社会就是一茬又一茬、一代又一代地新陈代谢。我过去在广电里经常会说这句话——‘年轻人容易相信假的，老年人容易怀疑真的。’”
“当然，这份激情还在，忧思还在。”他的语气忽然加重，慢慢地，又缓了下来。“到我这个年纪，会想得更深一些、更透一些。但你要少说。（心）还是会挂着，但一般不说，你要相信人类是进化的，一代更比一代强。是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了。”
在湖南广电大楼的大厅里，任何一个外来者都会感受到“老魏”的气息。在近距离研究“电视湘军”的著作里，从黄晓阳到杨晓凌，都写下类似感受的句子。
作为打下江山的“开山鼻祖”，魏文彬很清楚自己在湖南广电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这种“话语影响力”可能会给他的继任者带来或正或负的效应。
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曾和他打趣：“老板，你实际上是广电的‘爷爷’了，现在已是儿孙满堂了。”
“放是一种境界。”魏文彬停顿了片刻，又重复这6个字。“你老是絮絮叨叨地讲，让后来人怎么放手去干呢？”
2008年，原湖南广电“二号人物”欧阳常林接替魏文彬的位置。2013年1月，同样到了“60岁大限”的欧阳常林卸任，吕焕斌接棒。两任“接班人”，都是他在当厅长时从普通科级干部一手提拔和带教出来的得力干将。
魏文彬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一点不亚于对我自己儿子的了解”。他做了一个类比：1993年他刚当上厅长时，他的大儿子才十几岁，“现在，他都是35岁的人了。所以，我现在有第三代了。”
2013年，湖南卫视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全年广告创收突破60亿关口，甩开其他地方卫视“第二梯队”足有二十多个亿。其中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成为大江南北的热议话题。到年底，台里举办年度庆功大会。作为老领导，魏文彬照例被邀请出席，并事先答应做公开讲话。
在表彰大会上，一线员工、各部门代表、台里领导轮番发言。等到最后，魏文彬也没有开口。他的“沉默”引发了许多议论——大家用手机发微信，猜测、分析“为什么老板今天不讲话”。
会后，他对台里一位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不讲话。“我不讲，是因为你们会开得很好，我非常放心。”话毕，两人哈哈一笑。
这一年是湖南广电这艘大船驶过“险滩”后一次力量的迸发。
2012年年初，在“限娱令”和对策失误等多重因素的打击，常年居地方卫视榜首的湖南卫视突然收视率连续下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到4月份，江苏卫视开始接手领跑。5月底，芒果台只能排在东方、山东卫视之后，以第6名垫底。
广电大楼里，恐慌情绪开始滋长，蔓延。人心开始浮动，一些业务骨干已另做打算，私下在寻找新的去处。
魏文彬也很焦虑。尽管人不在广电大楼里，他对一楼大厅里那块滚动播出全国电视节目收视率排名的大屏幕了如指掌。到5月中旬，领导班子成员欧阳常林、张华立都坐不住了。他们一边研究、调整原本针对广电总局“限娱令”的策略，一边请出老领导，希望他能给员工们讲两句话。
“我一般不说。你说到这种情况，我说不说呢？”魏文彬反问我。
2012年6月4日，在这次名为“湖南卫视品牌创新研讨会”的会议上，魏文彬面对几百名中层以上业务骨干做了一次讲话。和过去一样，他没有稿子，即兴说了一个多小时。
这位擅长画面语言的老电视人给我再现了当时场景。他眼光一扫，底下都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些人还在，没有走。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精气神还在，心就放下来了。”
“我说没关系，我相信可以拉回来，允许你们下滑一个月、两个月，3个月都没关系，但不能超过半年。如果超过半年了，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千帆’就从我们面前过去了。”随后，他分析了这场危机的根源、湖南广电的现状和出路。
当天晚上，台里许多人向参加会议的业务骨干们打听——老板到底讲了什么？
迷信个人魔力的人也许会说，“老板”在这幢大楼里确实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他这番讲话后，湖南卫视的收视率开始回升，一周后又杀回全国地方卫视台收视排名第一第二的位置。
当年7月，湖南卫视推出新的改版方案，包括取消晚“双剧场”策略，把金鹰剧场时间前移至黄金档，重新打造晚间档的娱乐节目。为了止住人才流失，他们又推出一项市场化的新举措：允许优秀的制片人和节目制作团队成立工作室，可以为其他电视台或者视频网站策划制作节目。
经历上半年两个多月的低谷，湖南卫视在2012年仍然保住了“江湖老大”的地位，如他们对外宣称的那样——“连续11年保持省级卫视收视和创收第一”。
他深深吐了一口烟，如此总结自己的拿捏：“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讲，到了非常重要的情况，我可能会去讲。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你不叫我讲，我也会去讲。”
一定要讲
客厅里，有一台近60寸的大屏幕液晶电视。正对电视墙的长沙发上，男主人有一个自己感觉最舒坦的“角落”。每天，他都要坐在那里，花上一两个小时来研究电视节目，从湖南卫视、央视，到江浙沪等省级卫视。
在厅长任上，魏文彬忙于推动一轮又一轮的体制改革，处心积虑地谋求可能的突破路径，并无多少精力来关注这些微观层面的节目策划与制作。“现在，我就是一个电视观众，当然比过去更超脱、更客观一点了。”
2013年，湖南卫视先后推出两档收视大热的节目——《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儿》。两档节目的策划制作团队，都被魏文彬叫到家里开过研讨会。
看完头两期《爸爸去哪儿》后，魏文彬把制片人、导演谢涤葵和电视剧频道总监潘礼平叫到家中，因为“我一辈子就搞这个事，一看就觉得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谢涤葵曾担任过《晚间新闻》、《变形计》的制片和导演，算是正宗的“湘军子弟”。他母亲是湖南电视台的老员工，已退休，曾和魏文彬共事多年。两家曾住同一幢家属楼的上下层。儿时，谢涤葵迎面碰到魏文彬，会叫一声“魏叔叔”，再后来就成了“魏台长”。
在谢涤葵的记忆中，一年前的那次客厅研讨会探讨得很深入。
“他（魏文彬）说了他的担心：节目过了几期后，大家会不会感到审美疲劳？里头没有比赛设置，光靠几个萌娃、明星爸爸是不是能撑得起来？他提了很多建议，包括节目走向，去哪儿也是个问题。他也帮我们总结了前两期的经验——譬如为什么要选4到6岁之间的小孩子。也提出了很多深入的探讨。”
谢涤葵说，这些“担心”和制作团队的忧虑不谋而合。“当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节目的最大亮点不是明星爸爸，而是小孩子。他特别提醒我们，要让这些萌娃在节目中逐渐塑造起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特点。”之后，制片团队在设计情节时，都尽量让孩子们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后来，我们就把节目的重心慢慢转向人物关系的递进、性格的展开，或是比较大的悬念，让观众关注到每一个人的个性，喜欢上这5对父子（女）。让这10个人成为收视的关键。”
谢涤葵很谦虚地表示：节目后来一期比一期好，“和魏主席的指导有很大关系。”
一谈起节目的策划和制作，魏文彬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从立意、主旨、走向和环节设计、镜头表现，他都有许多想法和意见。末了，他特别补上一句：“我把他们这么叫过来，可不是行政干预，就是以一个电视观众的身份、一个老电视人的身份，和他们纯粹地进行业务探讨。”
2014年初到春节前后，湖南广电人借势追击，推出电影版的《爸爸去哪儿》，创下7个亿的票房收入。这被魏文彬喜滋滋地称为“奇迹”。
关于电影版，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后悔”。
在拍摄基地长隆野生动物园里，明星爸爸们的挑战任务之一，是把放在蟒蛇窝里的食材盒取出来。拍这一环节里，节目组把爸爸和孩子们分开拍摄：一边是爸爸们提心吊胆、轻手轻脚地靠近蟒蛇，一边是孩子们去别处喂其它的小动物。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把孩子们放进来呢？本来可拍5组镜头，譬如把5个孩子放到一个装有透明玻璃的装置，让他们看爸爸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他们自己又是什么反应……”
“我当时应该说出来的！”他叹了口气，带着几许遗憾。
“滴答滴”一声打断了叹息声。搁在沙发一旁的iPhone5s提醒有新信息。这是秘书送他的生日礼物，还为他申请了一个名为“老虎”的微信账号。秘书在一旁悄悄告诉我：“（因为）我们都怕他。”
“老虎”的微信好友大部分是他的老部下、如今湖南广电中高层的中坚，其中有张华立、张丹丹、李炜……6月21日，拿到最新收视数据后，他立马“要求”谢涤葵加他的微信。
这成了他和这些老部下们探讨节目产品的一个渠道。他时常抒发自己对各类节目的观感以及思考，褒贬分明。譬如，他不具名地批评某些节目“肤浅、明目张胆地卖弄、做秀”，一一分析“根源”，包括“来自管理者那张善变的脸”。
在这条评论底下，他又紧接着发了一条，@了一位湖南广电的管理层：“你不是那张善变的脸”。
“他还是会去操各种心，怎么可能完全放得下呢？”一位接近他的人士私下对记者说。台里每次为重要节目开研讨会，他都必定到会“参与指导”。
娱乐之外，电视湘军始终鲜有影响力。对有着文人情怀的魏文彬来说，这始终是一个“隐痛”。为这个矛盾重重的大变革时代提供有分量、有思考的东西，是这位主管过意识形态的官员的夙愿。
2006年我采访他时，他曾提出湖南广电的下一步战略是拍大片。然而，这也没有成为气候。卸任后，他仍在湖南广电内部的各种场合里推销他的理念——呼吁加大对纪录片和“真正能关照现实”的影视剧作品的投入。
“为什么就觉得大众不喜欢高端的呢？《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收视率这么高、反响这么大？如果《舌尖》还是搞一些娱乐元素在里头，那就不伦不类，没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曾给几位相熟的纪录片导演出过一个题材——《最后的乡村》，建议他们用影像记录那些在三十多年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消逝的美丽村庄。“可以拍一个系列，引发社会对我们生存环境的应有关注”。
魏文彬的内心深处萦绕着一个作家梦。青年时，他曾在湖南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并在湖南省作协举办的一次青年文学大赛中获过奖。进入电视行业以及后来走上仕途，被他视为命运的意外安排。
他悄悄透露自己正在进行一次创作尝试，“已进行了大半年了”，主题和题材暂不方便公布，不过，“这会是一个反映三代人历史命运的故事。”
忧乐江湖
未能在任上启动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是魏文彬的一大遗憾。
早在2006年秋，他就在湖南广电确立了第三轮改革的目标——“两个走出去，一个立起来”，即“从行政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走出去，把市场主体立起来”。
虽然在湖南广电系统里集大权于一身，他殚精竭虑，也只能在机制上想办法，“可以说我是把机制做到极限，再往前走一步，我是做不到了。”在现有体制的禁锢下，他无法解决产权问题、权力分配问题，譬如，他不能对欧阳常林、吕焕斌这些中高层骨干进行股权激励，“我自己可以不要。但这是市场规律性的东西，违背不了。”
2010年，继任者欧阳常林开始着手推动以“管办分开，政企分开”为目标的第三轮改革。为此，他主动请辞了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的行政“官职”，态度和决心可谓坚决。
当年6月28日，被寄予改制厚望的“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挂牌。欧阳常林兼任董事长，张华立出任总裁，包括龙丹妮等在内的一批业务骨干出任董事。然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人事制度的变革，触痛了相关的利益方，在内部遭遇到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中高层的顽强抵制。
采访中，魏文彬没有提及他退下来后的一次重要讲话。那是2011年7月4日，为启动芒果传媒运作，湖南广电召开过“改革动员大会”。老领导再次为改革“站台”，慷慨激昂地做了动员讲话，重申改革的迫切性、目标和所遇的阻力。他特别要求一些中高层领导“必须在个人得失和企业改革中做出选择”。
至今，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仍处于“胶着、折腾”的状态。魏文彬承认，“改得很艰难”，“但这不能怪罪谁，这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气候问题。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如此评价欧阳常林：异常勤奋，执行能力强，短板是“从政时间太短”。
2012年，跟随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外调”新疆两年的吕焕斌归来，两人有过几次就湖南广电未来的谈话。
在第一次交谈中，魏文彬就嘱咐吕焕斌两件事：一是抓好宣传、管好队伍；二是要把市场做起来。“（市场）做起来了，你吕焕斌有出息；没做起来，你就没出息。因为宣传做得再好，功劳不会记在你一个人头上；如果把市场主体做起来，就是你一个人做起来的，我们前面的人都是打基础的。”
他向这位第三代掌门提了一个目标——在任期内，把湖南广电的资产做到1000亿，一年纯利润达几十亿美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声音。”
2014年，传媒界最重大的震动来自上海滩——“少帅”黎瑞刚重返上海文广，对上海文广进行大动作的体制改革。
“听说上海这回力度很大。”魏文彬说自己还没有去调研过。“如果真如宣传上讲的那样，能把上海媒体都转成一个市场性质的企业集团。那么，媒体市场化程度越高，发展得越快，才真有可能做大做强。”
这两位年龄相差近二十岁的传媒改革者曾有过几次“交锋”。
2008年，有“娱乐教母”之称的湖南节目制作人龙丹妮被黎瑞刚“挖角”到上海。魏文彬得知后，要求欧阳常林、吕焕斌两人立刻去上海，把她带回长沙。在他的苦心挽留下，龙丹妮最终留在了湖南广电。
当时，有媒体报道说：在龙丹妮走前，黎瑞刚托人给魏文彬带去一封短信——大意是你不应该把我当作竞争对手云云。
魏文彬笑称“细节失实”，并回顾了“挖角”事件的始末。当时，他正好出差外地做调研，欧阳常林、吕焕斌因而没能第一时间把信交到他手里。
“其实，我和黎瑞刚是很要好的‘忘年交’。我每次去上海，他见到我都是很客气地称呼。我也很喜欢他，觉得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关于龙丹妮事件，他说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我说，瑞刚，你这盘棋其实不在一两个龙丹妮上，而是在整个体制和机制上。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一谈到中国传媒放开和市场化的话题，他所有的立足、出发点都是和“大国崛起”、“民族复兴”这样的词汇紧密关联在一起，如今又和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所宣扬的“中国梦”勾连。
一位曾在湖南广电局工作的人士评价说：魏文彬对主流意识形态有着“绝对忠诚”，“这种忠诚发自于内心。”
不能老是让话语权掌握在几个说英语的国家手里。中国的媒体要做大，要走出去，要有国际影响，适应世界的变化。要从这个大局来着眼，这里有一个责任心、自尊心的问题。
中国的媒体要放开，把它捆绑在行政体制内，这是做不大的。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媒体仍然处在行政切割中，就是神仙也做不大，只有放开。
其实，把它变成市场体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国家）可以控股么，如果谁犯规，就关掉它。谁能迈出这一步，谁就能做大，否则，神仙也做不大。
和他的乡人前辈们一样，在湖南人魏文彬身上，“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天然地交织在一起。
看到新疆发生的骚乱、民族冲突，他会“心里很痛”；看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摩擦，他忿忿不平，甚至时常有非常古怪和荒唐的冲动——想去当兵，“我去当兵，估计还会是一个好兵。”
年过六旬后，他时不时沉浸在往日的记忆片段里。“经常想起来的，还是我们国家很贫穷的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初中，饭也吃不饱，但特别怀念那个有理想、有激情的年代，物质上一无所有，感觉精神上非常富有。”
对于逝去的光阴，他觉得“无怨无悔”，“不管做对的事情，做错的事情，都无怨无悔。”
到了摄影师拍照时间，我们走进他在二楼的小书房。一卷长长的宣纸摊在书桌上，上面是抄写了一半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魏文彬最喜欢的古文篇章之一，他曾抄写过不下一百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