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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上海12月29日 日前，人民网上海频道年终策划“关爱抗战老兵暖冬行动”系列报道正式启动。元旦前夕，人民网记者来到上海市闸北区天目西路街道敬老院，见到了即将迎来95岁生日的抗战老兵邹道本。
1920年1月26日，邹道本出生在上海高桥镇。
民国时年，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那时，立在时代潮头的上海正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时势弄人，邹道本的成长命运注定与国势紧密相连。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95岁的邹道本几乎经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所有重要的历史节点。回首往事，邹道本思维清晰，面对记者的采访侃侃而谈。
“那时候，我的父亲在闸北开了一家织布厂，本来生意还行，但随着日军的侵略，生意每况日下。在日军的一次空袭中，我父亲的厂子也被轰炸成一片瓦砾。我的父辈也算是‘破落的资本家’吧。”
那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1936年，16岁的邹道本在上海私立中华中学就读。咄咄逼人的日军一路南下，上海人民已深深感受到城破人亡的威胁。
国仇家恨之下，“我真的不愿意做亡国奴！”
在这样的信念下，尚读高中二年级的邹道本毅然投笔从戎，考上了南京的陆军机械化学校。该校源于交辎学校交通兵科，校内分交通兵与辎重兵2个科，由“中国的装甲军之父”徐庭瑶将军创建。
来到南京的邹道本，开始学习坦克、机动车的机械原理。
可是，战争年代，中国没有安全岛。离开上海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人浴血奋战，11月，上海沦陷。至此，抗日战争已由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很快，日军一路烧杀向民国首都南京扑去。
12月，邹道本随学校撤退，举校迁往湖南长沙。“学校安排我们三人开一辆车，在安徽宣城期间也曾遇见日本敌机轰炸，逃过一劫。待我离开南京10天后，就立马听说南京大屠杀开始。”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便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被日军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谈及这段惨痛的历史，邹道本用四个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非常愤恨。”
1940年，邹道本毕业。
此前，经过多次搬迁，原本在南京的陆军机械化学校已搬到广西柳州。
在柳州毕业的邹道本被分配至昆明“西南运输总处”（后改为中缅运输总局），负责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
滇缅公路，1938年初开始修建，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于1938年8月底，正式通车。
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国际救济总署的援华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
当时，爱国华侨向国民政府捐献了3000辆卡车用于军需运送。时任陆军辎重兵汽车第18团少校连长的邹道本，即负责将缅甸的援华物资运输到云南，然后送上前线。
“我们运送的物资包括粮食、军备。从畹町运到昆明大概5天以上，从昆明经川滇东路运到‘陪都’重庆大概3天左右。因为路况差，翻车之类的车祸时常发生，车辆肇事几乎每天都回发生，不胜枚举。有时候还会遭到日军的飞机轰炸。”
后来缅甸沦陷。滇缅公路也于1942年被切断。之后的国际援华物质，就只能依靠陈纳德将军率领的中美联合航空队14航空队，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运送到昆明。
邹道本的任务，也改为从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运输物资到前线。
“那时候的敌机轰炸，三天两头跑警报，被炸是家常便饭。我们在昆明的大本营位于黑林铺，那是车辆集中地点，目标较大，也吸引了日军的轰炸火力”。
邹道本回忆了“最苦恼”的那次空袭经历：“因为车辆集中，对于日军来说，黑林铺是一个很大的攻击目标。有一次空袭，我趴在地上那个，空中飞投下的炸弹就在我前面50公尺左右的地方爆炸，一大片灰尘扬起，炸弹的一块弹片也弹过来，把裤子划破，将右腿炸伤了。幸好不是特别严重。”
说着，邹道本翻起裤腿，60多年前留下的疤痕依稀可见。
1945年抗战胜利，邹道本回到上海，在空军工兵总队任职，修建江湾机场，主要负责把日本撤退之后美军的在沪物资运往南方。
这时，邹道本的军衔已是中校。
此后几年，国共两党内战爆发。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作为国军，邹道本本有机会一同撤退到台湾。
但是他说，“当时国民党贪腐很严重，我这个‘小职员’已经感觉抬不起头。后来听了解放军的广播宣传，我便决定留下来。”因为这一决定，邹道本甚至收到了来自国民党军上海空军司令的人身威胁。
1950年，邹道本在朋友介绍下成家，并携妻前往东北参加工作，任职于东北公路总局助理工程师，后调至于中央交通部第四公路工程局，主要负责桥梁、公路等的机械化施工。
没想到的是，作为一名曾经的抗战军人，邹道本却在后来的屡次运动中“首当其冲。
“因为我在国军中做过工作，还有中校军衔，就给我扣了‘历史反革命’和‘右派’两顶‘帽子’。一时间我被撤销公职。”
后来，邹道本被判劳教四年，解除劳教后继续留厂改造。1976年，邹道本在辽宁朝阳的农业机械厂当起了工人。
受政治运动影响的，还有邹道本的家人。
“我的两个女儿在东北出生，后被送回上海，因为是右派子女，要被送到乡下去改造，大女儿身有残疾躲过一劫，小女儿则在上海崇明县农场‘改造’了很久。我和女儿间不敢联系，断绝了联系，久而久之，也没有了共同语言。”
而邹道本的妻子回到上海后，在小学任代课老师，也因为丈夫的关系迟迟不能转正。“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她们，很不忍心。”邹道本说。
直到具有拨乱反正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55号文件关于处理右派问题决定的贯彻，邹道本终被平反，恢复高级工程师职称和工资。
平反后，邹道本前往辽宁省朝阳市公路管理处工作，一直干到1986年，退休后重回到上海。
遗憾的是，邹道本自己的个人医保却始终留在辽宁。二十多年来，除了可以享受部分医疗补助，邹道本的门诊、急诊费用必须自己承担，无法报销。
4年前，时年92岁的邹道本来到敬老院养老。在敬老院，邹道本的生活十分规律，“上午看报纸，下午用电脑看新闻或者看电视”。
事实上，退休后的邹道本生活并不宽裕，每月3400元的退休金是主要收入，上海当地仅以“支援外地建设退休人员”的身份给他每月发放75元补助。加上没有医疗保障，在高消费的上海，可谓杯水车薪。
邹道本坦言，“养老院每月费用已经由2800元涨到了现在的3500元，拿退休工资抵，还有100元的赤字，入不敷出啊。”
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到来当天，邹道本戴着民间志愿者颁发的抗战纪念章，在敬老院观看了在南京的直播画面。
再过不到一个月，邹道本老人即将迎来95岁生日。问及有什么心愿时，邹老的话格外简单实诚，“能承认我的抗战经历就可以了。“
邹老还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大多没有感觉。自己更喜欢和曾经的军校同学聚在一起，“回忆困难时期、抗日时期遭遇的一些苦难”。
不过，“当时在南京一起上学的同学有106位，现在还活着的就只剩6个了。”（吴心远）
